中国乒乓撤出春节档 票房能否绝地反击******
1月25日晚，仅仅上映两日的《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以下简称《中国乒乓》)宣布撤档，从初五(1月26日)开始调整为小规模放映，延期至2月17日正式上映。截至25日晚间，该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超过4200万元。对于撤档原因，出品方在公告中表示：“因宣传发行团队在决策、筹备、推进工作中存在重大失误和严重不足，致使影片在春节档陷入特别被动的局面。”
《中国乒乓》的改档，能够给该片带来一线生机吗？1月2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电影集团高管、资深影视人以及从事电影发行工作的业内人士。他们均表示，在春节档《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势头强劲的情况下，该片如果不撤档，票房大概率难以抢占市场份额。新档期能否带来转机，也要看档期是否有可遇不可求的“窗口期”。但2月的电影档期已相当密集，《中国乒乓》新档期仍面对不少压力。
挺进春节档
经历改档后再撤档
电影《中国乒乓》由邓超、俞白眉导演，邓超、孙俪、许魏洲、段博文、蔡宜达、丁冠森、孙浠伦、阿如那等领衔主演。影片取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乒男队低谷时期的故事。面对内外质疑，主教练和教练组坚持大刀阔斧改革，不被看好的“男乒新五虎”发挥各自优势，终于在1995年世乒赛上演精彩的绝地反击，重新夺得男团冠军奖杯斯韦思林杯。
事实上，《中国乒乓》的公映之路就有波折。该片原定于农年兔年大年初一上映，却因故临时改档，后改为大年初三上映。也就是说，在春节档最宝贵的前两日，《中国乒乓》只能“围观”《满江红》《流浪地球2》《无名》等影片的上映，将票房拱手让出。在此前几日，该片导演邓超、俞白眉带着主创团队举办了多场观影会，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在豆瓣评分中获得了7.0分。
错峰上映，待春节档其余影片口碑确定后，《中国乒乓》如凭借好口碑发酵去吸引票房，也确实是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性。然而，影片上映第二天的1月25日，影片官方微博发文致歉：“因我们宣传发行团队在决策、筹备、推进工作中存在重大失误和严重不足，致使影片在春节档陷入特别被动的局面。”同时，片方宣布影片将改为2月17日“绝地反击”，并称赤诚不变，热血不减，“你我会相遇”。截至25日晚间，该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超过4200万元。
为何要撤档？
对手太强只能撤退
改档后再撤档，能给《中国乒乓》带来一线生机吗？资深影视人郑叶曾担任电影《英雄》《龙门飞甲》等项目的宣发工作。他告诉记者，多数情况下一部电影更换档期，主要是考虑当下的电影环境下影片能不能挣到钱，“如果这个时候觉得不能挣钱，或者挣钱少了，那肯定就要撤档了。”在郑叶看来，今年春节档的态势，不利于《中国乒乓》挤占市场份额，“今年春节档主打的是两部片子：《流浪地球2》和《满江红》，《无名》也紧跟其后，而春节档一般来说主打的影片能达到两部到三部，也就是普通观众在春节档期愿意2-3次进入电影院。《中国乒乓》会有一个潜在的认知，片方认为该片应该能够挤进主打前三，而按照传统概念来讲，该片应该有一定的票房份额。”
不过郑叶也表示，到目前为止，《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的票房口碑非常强，未能给其他一些非头部影片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乒乓》的撤档就不难理解。郑叶分享自己过去发行的经验说：“发行片子时，有一种方式，就是如果片子过硬，那么一定是把档期放在大年初一。而如果觉得影片质量不够硬，放在大年初一会容易被其他影片压制，影响排片和票房，这时档期就得撤。”在他看来，《中国乒乓》之所以在大年初三上映，主要想集中火力在后半程发力吸引更多人来看。“逻辑上是对的，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两部头部影片至少有一部片子口碑没起来。但现在《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两部影片都很硬气，实力口碑不断往上飙升，这个时候你只能是退了。”
撤档迎转机？
有合适的窗口期是关键
成都电影集团副总经理柏翮表示，像《中国乒乓》这样上映了之后再撤档的电影是罕见的，“我印象中上一次应该是2018年的电影《阿修罗》。而在春节档，应该是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宣布撤档？柏翮说，撤档也是影片的无奈之举。从影院的角度来看，不管该片撤不撤档，它的票房都已没法挽救了，“因为1月24日晚猫眼预估该片第二天的数据好像是票房要达到几千万元，但实际上才卖了几百万元。从影院的角度来说，不管它撤不撤档，都不会再排片了。”
1月20日(大年二十九)，《中国乒乓》在30个城市举办超4000场大规模超前点映，首度与全国观众正式见面。在柏翮看来，大年二十九这一天，很多人基本上都放假了，这种情况下推出点映场并不明智，“大年二十九、大年三十基本是没有什么票房的，尤其是我们6家影院给了《中国乒乓》点映，4家影院一张票都没有卖出去。”柏翮说，这样的点映成绩，也让影片的神秘感消失，直接影响到大年初三该片正式上映的影院排片。
目前该片已经撤档，并预告将于2月17日“绝地反击”。但2月的电影档期也非常密集，不仅有《黑豹2》《不能流泪的悲伤》《毒舌律师》，还有同样定档2月17日的《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风再起时》。《中国乒乓》撤档能否带来一线生机？柏翮认为，除非该片能够找到一个窗口期，“因为它上不上大家都知道这个片子的表现了，除非是它换一个时间，没有任何片子，没有任何竞争对手，选了一个非常好的档期——没有其他片子排，只能排它。就跟前几年的《前任攻略3》一样，当时片方预期也没那么高，选了一个淡季，但是那个时段没片子排，结果足足放了两个月，然后卖到了近20亿元。”但柏翮也表示，今年这样的窗口期很难找到，“因为电影行业已经逐步恢复正常了，很多没有上档的片子都会陆陆续续择期定档。”
一位电影发行工作人员称，自己对于《中国乒乓》的新档期也感到担忧，“2月17日当天有漫威超级英雄电影《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梁朝伟和郭富城主演的罪案题材电影《风再起时》……我在跟同事讨论《中国乒乓》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档期，到时候面临的压力也不小。”
1月27日凌晨，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2023年春节档总票房已达60.40亿元，超过2022年春节档总票房60.39亿元的成绩，成为影史春节档票房第二位。《满江红》《流浪地球2》《熊出没·伴我“熊芯”》目前分列春节档票房榜前三，《满江红》更是成为今年春节档首部票房过20亿元的电影。(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琴)
(来源：华西都市报 2023年1月28日 A15版)
【中国这十年·焦点面对面】共筑全球新“气候”，中国从未缺席******
中新社北京10月14日电 题：共筑全球新“气候”，中国从未缺席
——专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
中新社记者 李金磊 彭大伟
“要么一同采取行动，要么一起自杀。”今年夏季，面对极端天气频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警告。
洪水、干旱、极端风暴和野火，异常的气候变化让人类面临严峻考验，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资料图：拉马乡鲁南山风电场。李益民 摄“人类燃烧化石能源排放的温室气体产生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升温又带来了地球表面各个圈层的一些变化，比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并产生相关的粮食生产、能源安全等风险。”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说。
“我们必须要加速采取行动来拯救人类自身。”王毅表示，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以及去年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人类必须要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中国根据自身的能力不断更新、提升目标，从“十一五”时期提出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到“十二五”时期提出“国家自主贡献”，再到2020年提出“双碳”(碳达峰与碳中和)承诺，有力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十年来，中国“逐绿而行”，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取得显著成效，一个“只此青绿”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
这十年，中国稳步推进能源结构调整，风电、光伏装机量、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居全球之首。
中国严格控制二氧化碳排放，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8.4%，同时建立了全国碳市场机制，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
同时，中国不断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是世界森林密度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全国增绿面积占全球四分之一。
“过去十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能源增长并未脱钩，但是中国以更少的能源支撑了经济增长。”王毅表示，一方面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转变能源结构，中国在一些重要的产业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设备、动力电池制造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全球碳减排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受到全球疫情、经济低迷、能源和粮食危机、地缘竞争，以及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等多重挑战。
王毅认为，发达国家应加速自己的行动，同时也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并为其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忽悠”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切实际的减排承诺。在复苏和应对过程中，要找到一条推进高质量公正转型的路线，以更加节能和可持续的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提高适应能力，来弥补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领导力等方面的赤字，共同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完)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右)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布《团结在科学之中》报告。报告警告称：人类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如果不采取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气候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影响将越来越具破坏性。为什么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着哪些挑战？
王毅：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揭示了人类的行动跟目标之间相距甚远，特别是要实现升温在1.5℃之内，现在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说要增加七倍的努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
气候变化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人类燃烧化石能源排放温室气体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升温又带来了地球表面各个圈层的一些变化，比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并产生相关的粮食生产、能源安全等风险，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加速采取行动来拯救人类自身。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以及去年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人类必须要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以减少燃烧化石能源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有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减缓，就是要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或者依赖，同时要增加生态系统碳汇，开发和利用碳捕获与封存(CCS)技术。另外一方面是适应，地球的地表温度还在上升，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同样也要采取更多行动来做这项工作。
江苏常州“渔光互补”光伏发电，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泱波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做出了哪些贡献？
王毅：在国际层面，中国推动气候多边进程，并促进一系列国际气候规则的达成。在国内层面，中国在“十一五”时期提出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十二五”时期提出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2020年提出“双碳”承诺，都有力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国根据自身的能力，不断在更新、提升目标，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做出积极而具有引领性的贡献。
中国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方面需要与各国合作采取行动，同时也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过去十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能源增长并没有脱钩，但是中国以更少的能源消耗来支撑经济增长。
同时，可再生能源发展非常迅速，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已经接近11亿千瓦，已占全部电力装机的44.8%，202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近2.5万亿千瓦时，相当于总发电量的约30%。一方面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转变能源结构，更多去依靠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减少由于能源的增长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中国在一些重要的产业上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设备、动力电池制造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全球碳减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驻欧盟使团临时代办王红坚近日表示，绿色合作不可能在真空中推进，不可能一面搞地缘对抗，一面要求别人无条件合作。该如何破解这种困境？
王毅：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下，零和博弈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仍然是基础。
发达国家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力度，也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并为其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忽悠”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切实际的减排承诺)。各国要以更加节能和可持续的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提高适应能力，弥补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领导力等方面的赤字，共同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把安全、气候保护、经济复苏和增长统筹起来，这很重要。
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以及通货膨胀等很多非气候因素跟气候问题交织在一起，怎么更好去统筹处理这些问题，也需要我们做更多的研究，采取更加务实的行动。
同时，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技术领域，要通过竞争来促进创新，通过竞争来降低成本，但合作是主流，所以应该把握合作的各种机会，同时也要为竞争做好准备。
中新社记者：气候变化是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挑战，但是近年来，个别国家在国际合作中表现出气候单边主义倾向，对国际气候条约合则用、不合则弃，给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带来严重阻碍。该如何克服气候单边主义倾向，促进开展务实的合作和行动？
王毅：气候单边主义有两种倾向，一是不合作，不承认气候变化的事实，就像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巴黎协定》，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影响了全球合作和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
二是不尊重现在的多边规则。很多发达国家只是单纯要其他国家提高目标，要更有雄心，更有力度，但是忽视了这些国家的转型路径和替代方案。
中国同意不断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但是需要一个公正、安全、平稳的转型。这一年来，欧洲经历了乌克兰危机，也经历了能源紧张，说明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科学合理的路径、更明确的替代方案来实现目标。
我们要防止单边主义，走多边主义的基本路径，需要加强交流和沟通，必须要促进双边、多边的交流合作来增信释疑。
中国一定要坚定方向，保持力度和节奏，同时要通过国际传播来讲好中国故事，跟其他国家分享“双碳”的实践、经验、技术，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白鹤滩水电站。东方电气供图中新社记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维护全球气候治理公平正义的基石。但是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却通过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俗称碳关税)”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排放责任、转嫁减排成本，试图无形中消解这一基石。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毅：对此要有全面的认识，欧盟拟单边采取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不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是否破坏现有的一些多边规则也需要关注。例如，欧盟国家声称CBAM没有破坏WTO规则，但是WTO关注的是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相关环境条款的规定不清晰，对有关环境产品的认定一直没有实质进展，也未达成环境产品减税的协议，导致一些国家借此设立各种“绿色贸易壁垒”。所以，欧盟国家的做法存疑。
在乌克兰危机和通货膨胀背景下，能源价格高涨，“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很多政策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我们综合研判和应对，但最核心的就是加速转型。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动力电池及电动汽车方面有很多优势，只要坚持方向，实现系统性的变革，把整个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产生活方式、贸易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变，比别人转得更快，就有望化解相关的政策挑战。
中新社记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即将在埃及举行。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受到全球疫情、经济低迷、能源和粮食危机，以及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等多重挑战，中方如何保持定力，推动气候多边进程持续取得进展？
王毅：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多次表示，COP27首先应该是一个落实和行动的大会。
要把《巴黎协定》《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各项规定落实下来，但现在有一些重要的缺口，比如说适应问题、资金问题，发达国家提出的到2020年到达1000亿美元资金的支持仍未落实。
雄心目标同务实行动必须要保持平衡。在乌克兰危机、通货膨胀影响能源和粮食安全的形势下，一些国家气候政策短期“回摆”可以理解，但在恢复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构建未来净零排放或碳中和的新格局。
各国一方面要更好去应对现有的一些短期问题，同时在复苏和应对挑战过程中找到一条公正转型的路径。大家要一起努力，才可能弥补差距并且减少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各国一起把步子走稳走实走好了，才能共同迈向低碳可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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